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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6, 2009

無毒有法

星島日報

 

天水圍警署設「農莊」 關懷推動禁毒

 

天水圍區今年截至十一月,涉及毒品罪行而被捕人數共二百一十五人,當中逾一成,共二十四人為學生。為加強區內學生拒絕接觸毒品的決心,天水圍警區與區內社福團體合作,設立「禁毒農莊」,從關懷角度接觸區內青少年。對於青少年吸毒個案,警方會視乎案情酌情給予警司警誡,讓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警司警誡重建健康生活

天水圍分區指揮官韋恒武表示,與去年拘捕二百三十八人,其中三十名為學生相比,今年的拘捕數字略為下降。另外,今年接獲兩宗涉及學校的毒品個案,共五人被捕。他稱警方不會因此鬆懈,尤其該區為新市鎮,人口年齡中位數較低,亦是全港公共屋最多的地區之一,在打擊青少年罪行方面,除了加強執法,警方亦與區議會、撲滅罪行委員會、社福團體等機構合作,從關懷角度接觸區內青少年,如天水圍警署早前就在天台設立「禁毒農莊」,邀請區內學生在警察義工帶領下種植農作物,協助他們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對於干犯毒品罪行的青少年,韋恒武稱,警方會依照一般案件處理,向他們提出起訴,但對於案情輕微,年紀較輕、毒癮不深,有悔意而家人願意給予支持的青少年,可酌情不予起訴,改為警司警誡,讓他們有機會改過自新,天水圍區在今年一月至今共有兩名吸毒青少年獲警司警誡。這些青少年須接受警方監管,並由社工跟進輔導,重整健康生活。

 

中二女生走出吸毒迷陣

去年就讀中二的阿珊因誤交損友,在好奇心驅使下,在友人家中吸食俗稱「K仔」的氯胺酮。她在友人家中第三次吸毒,通宵達旦後如常返校上課,最終被教師辨識有吸毒象,校方報警處理,阿珊因此被捕,「在警署感到很害怕,擔心要坐牢或進女童院,沒想到就這樣斷送了自己前途」。

 

阿珊其後獲韋恒武給予警司警誡,決心改過自新,但沒有學校願意取錄曾因吸毒的她,令她一度感到灰心氣餒,「犯過事真的返不轉頭,既然社會經常說要寬恕曾犯事的青年人,怎麼沒有機會?」曾協助阿珊尋找學位的韋恒武坦言,學界應為願意悔改的青少年伸出援手,「學校不應因學生犯事而動輒開除他們,希望學校行出第一步,多點接納與包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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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日報

 

戰爭遊戲運動化宣揚反賭反吸毒

 

戰爭遊戲過往被視為鼓吹暴力,不為家長及教育界人士接受,然而時至今日已廣為社會接受,更有人將戰爭遊戲運動化,引入學校向青少年灌輸反賭等良好價值觀,短短數月,已獲廿所學校響應參與,主辦單位因應近期禁毒風氣,更計劃「變招」加入反吸毒元素,以遊戲方式,宣傳禁毒。

 

將戰爭遊戲改良成制度化運動的香港學校戰爭遊戲會,於今年五月獲民政事務局撥款,向約十所學校的青少年,推廣反賭博問題的教育,反應熱烈超出預期,短短數月時間已收到二十所學校的邀請,遊戲會成員更需自掏銀包,湊錢到學校舉辦活動。遊戲會主席李國源解釋,申請撥款時本港青少年毒禍不如現時嚴重,因此希望反賭,現時亦希望可加入反吸毒元素。

 

李國源解釋遊戲,指他們將經改良的戰爭遊戲名為「Swargame」,規定開賽時每隊十人,於球場內盡量將屬於己方、寫上反賭訊息的小旗子,插在場內的「雪糕筒」上,並藉此計算得分,同時亦會加倍做更多安全措施,包括事前將氣槍的火力由一般的一點二焦耳,改到零點八焦耳,令學生不會被膠彈射傷,同時又要求學生戴上較大的面罩,令整個面部都得到保護。

 

由於學生可於校內進行新奇刺激的遊戲,大受學生歡迎,因此將反賭、反毒等正面訊息與之掛,更能達至良好成效,李國源笑說:「一所學校每日可辦數十場比賽,可接觸超過五百名學生,推廣反賭的效果,甚至比歌星的呼籲更好!」傳統運動如足球、籃球等,重體能及技巧,然而李國源指「Swargame」則更講究策略思維及團體合作。除中學學生外,李國源亦有到小學舉辦講座,介紹「Sw argame」,他計劃當政府撥款計劃完成後,籌組相關的非牟利組織,繼續推廣反賭、反毒等訊息,同時推廣「Swargame」成正式運動。


Sunday, December 06, 2009

融合教育的真相

 

東方日報  6-12-09

融合教育是要令有身心障礙的學童走入一般的中小學接受教育,可是政府制度僵化、對學校缺乏支援,日前便有幾近失明的視障學生被同學欺凌毆打;亦有聽障學童要在聽不到聲音情況下學習。聽障學童需使用無線調頻系統上課(俗稱FM機),但一項調查卻發現有七成教師沒有採用有關裝置;有家長要求學校向教育局申請資助購買FM機,但校方竟要求家長負責採購,結果卻被政府的報價政策玩殘,令學生聽書無期。

「我已經放棄個仔啦,乜希望都無晒,佢已經讀中學,有日竟然問我乜係『東方人』同乜係『西方人』。」羅太一臉無奈地說出這番話。她憶述,兒子因後天影響,小三時已開始有嚴重弱聽,但只獲當時的教育署提供一個助聽器,其他一概欠奉,令兒子上課時只可呆坐,白白浪費多年時間。

32%老師用FM

「助聽器好比眼鏡,而FM機就係望遠鏡。」聽力學家賴婧儒比喻,FM機運作類似收音機,老師只要在領口或胸前掛上收音裝置,弱聽學生就可以從接收器直接聽到老師的聲音。教育局一直有FM機政策,以往聽障學生可向局方借FM機,不過八年實施新制後,改由學校自行為聽障學生購買,但可向教育局的增補基金申請資助。根據教育局提供的資料,現時約有一百間公立學校使用FM機,約八百名學生需使用助聽器。

不過,聾人福利促進會在上年所做的調查顯示,一百名受訪的教師中,只有三成二人會在課堂上使用FM機;有四成多教導極度嚴重弱聽學生的老師,沒有使用FM機;而教導中度嚴重弱聽學生的老師更加有七成三人沒有使用FM機。

融合教育推行多年,但外界對成效一直存疑

聾人福利促進會總幹事黃何潔玉批評,教育局沒認真處理聽障學生問題,「好多家長和學生都只可無了期咁等待,小朋友一日無FM機,每日便會累積更多唔識,基礎打唔好,唔止影響佢學業,更加打擊埋佢自信心。」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批評教育局空有理想,但對學校接收有特殊教學需要學生卻支援嚴重不足。雖然學校得知有設備可以協助學生,但對於實際的運作和如何調校都只是一知半解。在學校得不到清晰資訊之下,難以令學生融入主流學校學習。

半數老師懶理聽障指引

其實教師可以採取簡單措施協助聽障學生學習,但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調查卻發現,政府建議教師採取的九項建議,只有不足一半獲半數教師使用。

○○一年,當時的教育署發表《認識及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教師指引》,當中提出九項教師在課堂內可運用的措施,以協助聽障學生了解課堂內容及進度,但調查發現,只有四項措施獲半數以上教師表示會經常使用,包括「把重點寫在黑板上」、「與聽障學生保持視線接觸」、「授課時站在聽障學生面前,讓學生看到老師的口形和表情」和「安排鄰座同學協助聽障學生」。

其餘五項的使用率卻不足一半,只有兩至四成不等,包括「留意聽障學生使用助聽器的情況」、「授課時不會同時書寫和講解」、「協助聽障學生參與課堂討論」、「轉換另一話題時,給予聽障學生適當提示」和「特別為聽障學生利用文字、實物、教具、圖表等協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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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 

 

一場金融海嘯改變學生的選科意向,二年度大學聯招截止申請,以往深受中學生歡迎的課程的報讀情況未見踴躍,相反多間院校的社會工作、工程及教育課程的報名人數持續上升,報讀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更大升一成七,城市大學的社工課程則有逾五十人爭一個學額。

 

大學生求穩定收入

 

社會工作學系分別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及城市大學最多人報讀的首五個課程之一,各院校分別提供約三十至六十個學額,當中城大有六十個學額,但申請報讀人數高逾三千人,競爭異常激烈。

 

教育課程亦成為學生的新寵兒,當中教院的本科學位課程整體報名人數逾二萬八千人,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七,通識教育榮譽學士課程的報名人數更大升逾六成,共有二百五十六人報讀,爭奪僅有的十個學額。

 

理大學生輔導網絡主任崔日雄分析,經濟未完全復甦,學生傾向報讀將來可獲穩定收入的課程,加上政府現時較關注學生吸毒、自殺等社會問題,對社工的需求將愈來愈多,社工的起薪點亦可高達二萬元,因而吸引不少學生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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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5-12-09

 

互助社區

 

上星期提到長者的自殺問題有多嚴重,可惜的是,社會對解決此問題所投放的資源卻非常不足。因此,我所實習的長者服務機構便想出了一個點子來,那個goodidea便是把我們中心的義工,訓練成可以幫助區內受情緒問題影響的長者輔導員。

 

把握每個可能資源

 

不知道大家是否仍記得小弟先前分享過的「win-win攻略」?有時候,我們在擁有非常少的資源下,除了截流外,另一個方法就是開源。那麼這些資源從何而來呢?這條問題可真是困擾覑不少人呢!像早前某位政府官員也說過這樣一句說話︰「錢從何來?」對社福界來說,機構長時間處於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必須尋求突破才能走出現時的困局,因此,任何一個可能性,我們也必須把握。

 

在社區工作的理論中,有一種方法能夠帶領我們走出難關,那便是「社區照顧」。根據中大的黃洪教授所提出的社區照顧理論,共包含了三個主要成分,

它們分別是:

 

1.建立和發展有需要人士的社會網絡,包括家人、朋友、鄰居、同鄉會、鄰舍組織、義工、面對相同問題的人士所組成的網絡,提供照顧和支持;

 

2.聯合社區內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並建立社區支援服務網絡;

 

3.最終目標是協助有需要人士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內受到照顧,過正常的生活。

 

因此,我們便決定藉覑培訓區內的義工對老人情緒問題的知識,借助他們的能力幫助區內被情緒問題困擾的長者,以達成社區照顧的效果。

 

無疑,此舉對雙方都有益,通過這個辦法,我們的工作的策略將會以「建立家庭互助網絡;建立以鄰舍為基地的社區照顧網絡;發展義工計畫;以及提升居民參與社區意識」(黃洪,2009)為目標。

 

通過訓練這群義工,讓他們了解情緒病的徵狀,並於各區進行探訪服務,鼓勵長者接觸社區,更有動力積極地面對生命。那樣,我們除了讓義工們學習更多知識外,也能間接使區內的鄰舍能更融洽地生活。

 

 

張潤衡(Stanley)為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二年級生。

 

個人網址:http://www.cyh.hk/blog.html


Thursday, November 26, 2009

兒嬉有理

 

 


 


本港遊樂場獨缺「共融遊戲」 公園設施不足 傷健不能同樂


 

星島日報 24-11-09

 

遊樂場是兒童玩樂及學習的最佳場所,其中特殊學童更可通過遊樂場提升學習能力,但本港遊樂場卻並無共融遊戲設施。一項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特殊學童的家長表示,子女從來未試過在公園內與健全孩子「遊戲共融」。智樂兒童遊樂協會明日邀請外國專家訪港,概述共融遊樂場的設計及規劃。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於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委託香港復康聯盟,向十三所特殊學校派發「特殊兒童之遊樂場機會研究調查」問卷,訪問了近二百五十位育有肢體傷殘、智障、視障、聽障或自閉症兒童的家長。調查發現,雖然有超過九成的受訪家長認為遊戲對特殊兒童的成長發展很有幫助,但八成受訪家長均覺得社區的遊樂機會不足,更有五成家長表示子女沒有在區內遊樂場獨自玩樂。

 

家長指公園危機處處

 

香港復康聯盟助理總幹事黃海暉指出,家長認為社區的遊樂機會不足,與現時公園沒有照顧特殊兒童的需要有密切關係。「過往很多家長反映,公園內傷殘人士洗手間的燈光照明不足,對視障兒童構成危險,而公園的玩樂設置如攀爬架,亦令坐輪椅的子女無法伸手觸碰。由於到處是障礙,所以他們根本不便帶子女到公園遊玩」。

 

倡增建設施締造共融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企業傳訊及遊戲培訓經理周寶頤認為,設施不足更進一步影響傷健孩子共融,「在調查中,有近五成家長表示子女沒有在區內遊樂場與他人遊玩,而特殊兒童的家長對『遊戲共融』概念也很陌生有七成半受訪家長表示未聽過『遊戲共融』,同時有八成人承認子女從來沒有接觸過『遊戲共融』」。

 

周寶頤表示,遊樂場是一個讓兒童學習和社交的地方,對於特殊兒童而言,玩樂更有復康訓練、紓緩情緒及學習社交的作用,她建議政府除考慮設置無障礙設施外,亦應設置不同難度的遊樂設施,照顧不同能力的孩子,以締造真正的「共融公園」,藉此鼓勵家長帶特殊兒童參與社區,讓傷健孩子可互相學習和欣賞。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網站

http://www.playright.org.hk/tc/index.aspx

 

 


Monday, November 16, 2009

校園自願驗毒計畫

大埔校今發出驗毒同意書

 (星島)2009年11月16日

青少年吸毒人數在過去四年內大增五成七,政府鐵定在大埔區廿三所學校推行校園自願驗毒計畫,今日各校將率先向家長發出同意書,最遲月底交回,以便如期在下月正式開展驗毒計畫。當局今日亦舉行簡報會,說明驗毒計畫詳細安排。

  大埔區校長會主席郭永強表示,大埔區二十三所中學,今日起會陸續向學生及家長派發有關校園驗毒計畫的通告,包括一份家長同意書,由學生帶回家讓家長簽署,部分最遲需於十一月底交回校方,做好準備工作。對於會有多少家長贊同子女驗毒?郭永強說:「這個是計畫是自願性參與,之前調查大部分家長都表示支持,家長應該多與子女溝通,讓子女明白他們同意的原因。」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出席一公開活動致辭時表示,青少年吸毒的人數,在過去四年增加五成七,而今年上半年,因為吸毒被捕的青年人有八百多人,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三,首次吸毒的女青年人數更上升兩成他又說,政府會從社會動員、社區支援、測檢及康復等方向,加快及加強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

  李少光強調,「我們於十二月推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畫,目標正是要加強學生拒絕毒品的意志,鞏固他們向毒品說『不!』的決心,在校園營造無毒文化。」

六月迄今破千宗毒案

  自今年六月至今,警方共破獲超過一千宗毒品案,拘捕一千三百多人,檢獲八十公斤各類型毒品,總值近五千萬元。李重申,政府對毒販的態度絕對是零容忍。

   此外,緝毒犬在禁毒工作上亦功不可沒。禁毒處、香港賽馬會    藥物資訊天地及海關    ,即日起至下月二十日在金鐘道政府合署低座頂層的藥物資訊天地合辦展覽,介紹海關四十三隻緝毒犬的歷史、日常工作,以及牠們的工作成績。

兒科醫學會函特首 校園驗毒行不通     成報   2009-11-16 
 
   繼執業藥劑師協會及西醫工會後,成立超過47 年的香港兒科醫學會亦反對將於下月推行的校園驗毒試行計劃,該會發表致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公開信,表示根據外國經驗認為有關計劃不可行,認為必須從社會政策及服務,消減青少年對毒品的需求

  香港兒科醫學會兒童權益委員會主席陳作耘致函行政長官,其公開信題為《論校本驗毒計劃的不可行!》。他指出歐洲及美國對毒品採取不同態度,美國以阻嚇性的策略,打擊銷售、吸服毒品等犯罪行為, 但根據密芝根大學其後進行的校園隨機驗毒調查,以三年時間調查722所學校共7. 6萬名學生,結果指政策徹底失敗。調查者表示「找不到任何反毒有效的證據」,但美國因毒品引致的死亡、愛滋病、謀殺個案率卻是歐盟任何一個成員國的三倍;反而正視毒品但採取寬容態度的歐洲國家,如荷蘭、瑞士,卻因配套相應的社會政策和服務,消減對毒品的需求,在反毒取得更佳成果。

引外國經驗 治本見成效

  陳作耘認為青少年嗜毒各有因由,主要原因是對社會不滿、前途迷思、身份失落、社會挫折等,「歐盟知道只有治本,改善社會條件,才能取得反毒的成效」。他指歐洲制訂多元針對性策略,對個人提供心理輔導;在學校則投放更多教員、社工及康體資源;在社會上改善康樂環境,擴大社區服務。

  學會認為從醫學專業角度分析,除中毒彌深者外,轉介疑似吸毒的青少年作例行體檢是徒勞無功,「事實上,一般例行體檢未能檢測到早期吸毒者的身體異常,如此反而更加誤導青少年低估毒品對身體的禍害」。學會最後強調支持反毒,「但對一哄而起、缺乏深層配套的驗毒政治運動,則堅決反對」。更以「徒善不足以為政」勸戒當局須提出有別於外國經驗的推行理據。
 

 


Monday, November 09, 2009

最低工資 你有幾知??

最低工資應由低開始 循序漸進免扭曲市場      2009-11-09   明報

立法會現正審議最低工資的法例草案,有商界背景的自由黨倡議最低工資水平應訂為時薪24 元(月薪約5000元) ,而工會則普遍主張應不少於時薪33 元(月薪約7000 元),上周三本報報道,政府傾向立法初期最低工資水平貼近前者

政府這個想法,比較切合香港現實,最低工資訂得愈高,就業市場被扭曲的可能愈大,低薪打工仔失業的威脅也愈大。因此,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該由低開始,先觀察會否對就業市場構成嚴重衝擊,再按實際數據逐步調節。

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利弊,在不少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者眼中,早已有了定論,屬於「好心做壞事」的典型,因為實行法定最低工資後,老闆極可能為壓抑成本上漲而裁減員工,或改聘年輕力壯者代替年長員工,政策本欲保護的人反會受害

這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漏洞多多,但不少人堅持這政策可讓工人獲得最起碼的待遇,並且鼓勵工人就業,減少依賴綜援,綜觀歐美國家實行多年,雖然貧窮問題未有徹底解決,但其經濟也沒有因此崩潰,可見政策雖非靈丹妙藥,也不是洪水猛獸。香港社會因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在激烈爭論多時後,多數民眾終於接納以此緩和階層矛盾

社會既然已產生主流意見,草案亦已提上議會立法日程,商界和僱主一方若再純粹從原則上反對立法,拒絕具體討論最低工資水平和執行細節,是不切實際的。當前僱傭雙方應集中討論的是,如何把這立法做好,在保障低薪工人的同時,避免對失業率造成顯著影響。

以2008 年本港就業人口月入數據分析,若將最低工資訂為時薪24 元,08 年約有27 萬名僱員月入低於此水平,工資有望增加的人佔總就業人口約8%若以工會提出的33 元計算,去年有約65 萬名打工仔收入低於此水平,工資有望增加的人佔總就業人口高達約20%。

據官方人士透露,政府傾向在立法初期,最低工資水平貼近商界的建議,使絕大部分僱主和打工仔感覺不到法例的影響,將法例對就業市場的衝擊減至最小。我們認同這個取向。

最低工資若過高或造成大量工人失業

最低工資訂得愈高,愈有可能扭曲就業市場,因此在政策剛出台的時候,不應以「高水平」的最低工資作為起步點。最低工資水平的制訂,應以「循序漸進」、「由低做起」為原則。

首先,最低工資若訂得過高,老闆做生意無利可圖,社會將面對大量工人失業的風險,這個邏輯是勞工界代表也無法否認的,相反,若最低工資訂得過低,社會需要面對的風險只是政策不見成效而已,貧窮問題沒有改善,但也沒有變差,還可以調整政策加強力度。因此,在權衡利害下,立法初期把最低工資訂在較低的水平,對社會整體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此外,根據香港過去的經驗,若要稍減綜援等基層人士的福利,定會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由此推斷,最低工資水平日後也會是「易上難下」,從低開始逐步上調,較從高開始拾級而下,從政治可行度比較,是優劣立判的。

支持最低工資訂於較高水平的人認為,最低工資應能解決工人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問題是每個家庭的生活需要隨家庭成員的人數、組成結構、居住地點等因素變動,由此來訂最低工資的水平極難做到客觀公平,照顧低下層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實不可能單靠最低工資一招解決。除了最低工資,社會還有廉租公屋、免費醫療、資助教育,以及長者生果金、低收入綜援等輔助措施,以「組合拳」的方式來照顧低薪工人的家庭生活需要

IMF 警告不容忽視

權威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連續3年關注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今年IMF 在日前發表的初步報告的「匯率機制」欄目中,清楚指出在名義匯率不變的安排下,商品、勞工及資產價格保持充足彈性極為重要,這樣,實質匯率才能因應外部的震盪作出調整。

IMF 的說法有其道理,事實上,在聯繫匯率機制下,香港不能靠港元貶值來調節成本,導致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經濟長期低迷,復蘇步伐遠遠慢於區內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結果資產價格、工資及物價均要大幅向下調整後,才走出衰退和通縮。這個慘痛的經驗告訴我們,制訂最低工資阻止工資向下調整,必須非常審慎,否則會削弱香港在經濟逆境時的自我調節復元能力,令聯匯制度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IMF 的觀察,值得香港社會重視。

最低工資在香港是新鮮事物,對就業市場會構成什麼影響還未清楚,以「摸石頭過河」的方法「由低做起」,減少對市場的扭曲,是最合乎現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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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涵蓋海外實習生 商界請不起大學生反受害  2009-11-08 明報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建議,除本港主要大專院校要求學生必須修讀的實習學科外,其他的實習學員包括海外學生等,都會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有智庫及商會代表認為,立法將令他們未能負擔聘請實習生,最終受害者只會是大學生,令他們錯失實習機會,要求政府擴闊實習的豁免範圍。

葉太批條例歧視留學港人

匯賢智庫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去年共有18名大學生在匯賢實習,除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學生,亦有英國倫敦大學與牛津大學、美國布朗大學等海外大學生,18人中除1 人有特別要求津貼外,她並無向其他實習生提供薪金或車馬費。

葉太擔心最低工資立法後,以每個人需支付每月5000 元計算,聘請20 名實習生便需每月額外支出10 萬元,直言「我畀唔起錢請實習生」。她又批評條例不豁免海外大學生, 「即是歧視留學港人」,認為學生只要有本港或海外大學認可證明,便應得到豁免。葉太又提出,競選立法會期間,「實習生朝八晚六幫我助選,返工時間向選民揮手,放工派傳單,又要他們製作道具」,她會提供飯盒等作津貼。 她擔心條例立法後,須向助選員提供最低工資,除令她負擔增加,亦容易令選舉經費超支。

不以義工之名避最低工資

她指雖然並無向實習生支薪,但「要他們日日長時間為我助選」, 「怎能當成義工」以避過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要求政府清楚厘清實習、僱員、義工的定義

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亦指出,每年暑假都有不少學生找暑假工,企業不能期望實習生能在2 至3 個月內工作便對機構有貢獻,而是抱著回饋社會心態,給學生機會爭取工作經驗,故企業只會給予較正式員工低的薪酬作車馬費。他表示,若最低工資立法,企業即使聘請實習生,亦會以能勝任全職工作的心態請人,最終會減少聘請實習,甚至取消實習職位。

最低工資草案有關實習部分

獲豁免者:

本港八大院校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等,以及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認可專上學院、根據《職業訓練局條例》設立的科技學院、工業學院、工業訓練中心或技能訓練中心等。上述機構提供的實習課程,屬必須或選修部分,並為頒授學術資格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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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ns take lead - in being exploited  2009-11-08   南華早報

Filipinos are no longer No1 in domestic workforce, but there is no safety in numbers

Indonesia overtook the Philippines as the biggest source of Hong Kong's domestic workers in June, the first time Indonesians have outnumbered Filipinos in the city's domestic workforce.

But greater numbers have not saved them from low pay, with a survey by a migrant workers' group showing nearly a third are paid less than the legal minimum.

According to Howard Cheung Che-ho, chairman of the Asosiasi Pptki Hong Kong, an a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agencies accredited by the Indonesian consulate, "Most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are from farming families. They are not well educated. Their will to make money and sacrifice is much stronger, as nearly all of them are from the bottom 10 per cent [economically] of the Indonesian population," Cheung said.

Immigration Department figures show that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re were 130,974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ccounting for 49 per cent of foreign helpers. A survey of 1,289 workers by the Hong Kong Coali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Organisation found all had been charged "placement fees" above the legal maximum, while 31 per cent were paid less than the legal minimum wage of HK$3,580 per month.

The maximum agencies can legally charge for a placement is 10 per cent of the first month's salary - HK$358. But the majority of those surveyed - 73 per cent - had paid between HK$20,000 and HK$24,999.

Cheung said the company of which he was a director, V Care Employment Services, did not charge more than the legal maximum.

"Agencies in Indonesia do not inform workers of their legal salary, while agencies in Hong Kong teach employers to pay salaries which are less than is required legally," said Purba.

Many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were brought to finance companies on arrival to sign loan agreements to cover "placement fees", under which their salaries would be handed over.

Labour Department figure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made by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s growing. The department handled almost 7,000 complaints of underpaymen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number of court cases does not reveal the full picture, as some are settled, and most fail to come to court because workers do not want to become witnesses as they want to leave [the city]," Sumiati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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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實際工資增幅將繼續放緩2009-11-04中國新聞社

國際勞工組織3日發表《全球工資報告——2009年修訂版》說,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2008年全球實際工資增幅大大放緩,今年盡管經濟出現了複蘇跡象,但工資增幅仍將繼續放緩

報告說,2008年,在53個提供數據的國家中,實際工資平均增長率從2007年的4.3%下降到1.4%。在10個二十國集團成員國中,實際工資平均增長率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從2007年的1%下降到2008年的負0.2%。

報告指出,盡管有跡象顯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複蘇,但2009年的工資增長狀況不容樂觀。今年第一季度,在提供數據的35個國家中,半數國家的實際月工資增長率低於2008年的平均水平。

報告同時指出,提高最低工資是實現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2008年,在提供數據的86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半數國家最低工資的增長幅度超過了通貨膨脹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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